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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24日星期日

台灣教育的四大病灶:只學「有用」的學問,學生愈來愈沒有「志氣」了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念數學系將來要找什麼工作?」或是「學藝術怎麼能當飯吃?」都是常見的問題。但教育真正的目標是什麼?是教導出有用的人,還是有工作的人呢?


文:蘇文鈺

我看台灣教育的問題


身在教育現場多年,我在大學教授這個角色上,一直努力成為和學生相互扶持的朋友。每一年學期結束前,我都會個別找研究室的學生來聊天,談談他們的研究方向,以及我對他們的觀察、期許和關懷。

一年一年下來,我很明顯意識到,學生們的表達能力愈來愈低。我不只需要重複我的提問,他們才能理解,學生還會同言反覆,用「鬼打牆」的答案,蹩腳地回應我。他們表現出來的樣子,遠遠低於其真實能力。

學生的表達能力只是教育成果退化的面向之一,整體而言,我必須很洩氣地說,台灣學生的思辨能力是一年不如一年了。但這不必然是學生的問題,我們端出的菜色如此偏廢,如何養出健康寶寶?

一、只學「有用」的學問

每個孩子小時候都擁有天馬行空的想像力,對世界萬物帶著無窮的好奇,但是進入教育體系後就被洗腦,只想學(老師覺得、家長覺得、自己覺得)對他們有用的東西,而不能「用」的東西,好像就沒有學習的必要。例如,每隔一段時間就會被搬上檯面爭論一番的文言文教學。

在我一個學理工的人看來,文言文是一種非常厲害的資料壓縮法,其間充滿留白的美感,透過不同的轉譯,可以世世代代傳遞下去。

文言文需要好的老師來教導,但不能因為沒有好的老師就完全否定它的存在價值。這樣的道理,適用於所有「乍看無用」的學問,像是哲學、歷史、藝術、理論科學。一方面,我們罔顧這些學問已經歷千百年的錘鍊,只會自大地認為,我們「乍看無用」的,肯定就是無用;再者,那些學問之所以看似無用,是因為它們與就業市場有隔閡。

「念數學系將來要找什麼工作?」或是「學藝術怎麼能當飯吃?」都是常見的問題。但教育真正的目標是什麼?是教導出有用的人,還是有工作的人呢?

我認為整個社會都在強調「效用」時,反映的是一種短視的價值觀。我現在付出的(學習的),要在短期內有回報(進入好的學校、得到好的工作)。從國、高中課綱與升學考試的緊密鏈結,到大學課程內容需要接受畢業學生就業比例的考驗,各級學校的教育方針都服膺於一套又一套追求效率的標準時,我們怎麼能怪學生們以「那有什麼用」為由,拒學文言文呢?

連我這種經常問女兒問題、給她們刺激的家長,慢慢都發現學校有可怕的「魔力」。我女兒開始會問我:「爸爸,你問我這個要幹嘛?」在她們小時候,這種問題是絕對不會出現的。

我再強調一次,這不是孩子的錯,是我們的社會灌輸了他們這樣的觀念。而從科技業的角度來看,如果不建立美感,不懂得「無用之用,是為大用」,我們將永遠無法脫離代工的命運。

    二、不培養無法測量的能力

    另外一個常見的問題,是我們的年輕學子愈來愈沒有「志氣」了,或者用美國人的說法,他們變得「no guts」。

    才剛聽完老師指定的題目,他們就抱怨「太難了」,沒有接受挑戰的勇氣;面對課業的難題,他們會習慣性地跟老師索求答案,在書本和論文中尋找答案,甚至向不是真正的專家詢問答案。一旦在書本、期刊裡,甚至是網路上找到相近的論文,就希望套進自己的研究中,一舉解決自己的研究問題。

    一整個學生世代皆如此,絕對是環境所致。我們的教育太在乎紙筆測驗,其他無法用分數量化、沒有標準答案的能力,因為長期被升學制度忽略,家長及學生也就無心下功夫培養。

    諷刺的是,好不容易完成了所有的升學考試,進到大學校園──這個最該讓學生放下「世上所有事都有答案」這種慣性思考的地方──多年來還是用紙筆測驗考核學生的學習,忽略他們的實作技巧或論述邏輯。

    這樣的結果,就是凡不能標準化測量的事物,都可能被孩子們冠上一句:「不公平!」的抱怨。

    他們抱怨工作分配不公平、教授給分不公平、就業機會不公平。凡是不順心意者,皆可以冠上「不公平」的名號,然後為自己的失敗找到藉口。

    這樣的態度,或許也和家長及社會的態度有關。每當制定任何政策時,總是有家長會出來喊「不公平」。例如台灣有許多家長和學生反對開放大學及研究所名額給外籍生,因為他們怕子女們被排擠而進不了更好的大學。

    於是台灣人的能力與智慧就在自己的舒適圈中慢慢被消磨殆盡,需要不斷進步的老師安於象牙塔內的現狀;需要創新的高科技公司只想做代工(其實代工還是有其不可忽略的重要性);需要動手實作的學生卻畏懼動手,多數人都希望一招半式安穩過一生,卻不知道在這個競爭白熱化的地球村時代,關起門來也難逃被別人追趕、超越的命運。

    真正的能者不會要求別人給你「公平」,反倒會努力爭取機會,把「公平」分給別人。唯有替別人創造機會,真正的利益才會回到自己身上。

    否則,美國為什麼要吸納了全世界優秀的留學生,提供他們獎學金?不就是希望留學生畢業後,讓他們的企業有源源不絕的優秀人才湧入,以造就今日領先全球的態勢。

    同樣地,當我們的學子不再認為「公平」與「機會」都是別人理所應然該提供的,而是要與全世界優秀的人才競爭才得以享有,就不會小鼻子、小眼睛地計較眼前的短利,而能因為競爭的激勵發揮出更大的潛能,贏取更高的成就。



    三、製造相互排擠的世代

    說到競爭,台灣真是一個最矛盾的國家。我們的制度表面上要大家合作,教科書中不是充滿了各種「團結力量大」的故事嗎?然而,骨子裡卻是用競爭讓所有人變得貪心又自私。

    小學時用考試成績來區分好、壞學生;中學時用班排名和校排名來建立學生之間的高牆;到大學,則繼續用論文點數來訂定教授的等級;等到進了社會,再依年收入與職銜來區分地位。表面上大家行禮如儀,但檯面下卻為了登上金字塔的頂端,相互排擠。

    孔子說:「風行則草偃」;孟子又說:「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我們的孩子在這種表裡不一、雙面性格的環境下有樣學樣,即便知道要合作,卻也因為少有合作的機會,而不知從何做起。

    要孩子們既合作又競爭,其實一點都不困難,重點是「與別人合作,與自己競爭」。

    我在前面提到過Program the World兒童與少年程式設計教學計畫的晉級考試,題目雖然僅有一題,但因為每次考試都有相當的難度,所以答題時間從一天到四天不等。考試採榮譽制度,嚴禁考生間相互討論。

    學生經過這樣長時間的思考,性情會變得比較堅毅,面對難題也不會輕易感到挫折。因為我沒有設定過關的人數,所以學生是和自己競爭,不用打敗別人。這個階段的考試沒有合作的成分,每個人都是一隻孤鳥,必須靠自己的力量穿越烏雲,迎來陽光。

    然而,到了下個層級的晉級考試,題目變得更難,往往要好幾個月才可以完成,也不需要一天八個小時都浸淫在問題中。我希望他們每天花些時間去思考,經過實作後,再修正想法,一點一點解決問題。同時,我還依照學生的個性,將他們分組,讓個性和程度不同的人組隊,合力思考同一個問題。

    不過,過關考試時卻是個別應答,連題目都有差異。同組內,只要有一個人沒過關,全組都不能過關。所以既要獨善其身,又得兼顧其他組員,目的就是要他們互相幫忙,靠著合作的力量,讓團隊一起提升能力。

    當考試過關已經不足以激發他們更高的能力時,我們用專案開發的方式來帶領他們,進一步提高學習的強度,並訓練他們對作品產出品質有所要求。

    容我把規模擴大來看。如果台灣教育中的考核制度是這樣設計,以個人成績為碁石,接著建構同儕與團體的表現,整個世代的能力不是就一起提升了嗎?

    四、教育不該為教育以外的目的服務

    在我看來,奉行資本主義的台灣長期被有錢人綁架。富人想要賺得更多的財富,所以逼迫政府制定一些符合他們利益,把人變成生產工具的政策,讓教育有效率地幫業界培養人才,這使得我們的學科分類很制式、很細瑣。

    讓我們將時間軸拉長來看,過去台灣貧窮,我們或許需要建立標準化的生產線,先搶得訂單,讓大家吃飽再說。用哪種方法最容易養就聽話的工人?當然是填鴨式的教育,只要做工,就有飯吃。

    那不是制度的錯,只是時空背景已經不同了,原先的制度不再適用了。即使我們願意像印度或中國那樣,接受低價的工資,如今卻是個願意做工,也不見得有訂單的年代。這是時代的趨勢,難道我們要站在洪水面前抵擋洪水嗎?

    更何況,回頭想想,為什麼學校要培養業界需要的人才?姑且按下那些訂單究竟富了誰的口袋、賠上了誰的健康,這些不正義的分配不談,教育難道非得與職業掛鉤才是正道?

    從杜威以降的教育家不是都強調,教育的目的,就是教育本身嗎?為何我們要用如此不正當的責任定位,矮化教育的神聖性,甚至以「學生就業率」為大學評鑑的項目之一,好像學生找不到工作,就全然是學校的罪過?如果真是這樣,乾脆把學校都變成職業訓練所不就好了嗎?

    来源:关键评论 2017/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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