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蘇文鈺
我看台灣教育的問題
身在教育現場多年，我在大學教授這個角色上，一直努力成為和學生相互扶持的朋友。每一年學期結束前，我都會個別找研究室的學生來聊天，談談他們的研究方向，以及我對他們的觀察、期許和關懷。
一年一年下來，我很明顯意識到，學生們的表達能力愈來愈低。我不只需要重複我的提問，他們才能理解，學生還會同言反覆，用「鬼打牆」的答案，蹩腳地回應我。他們表現出來的樣子，遠遠低於其真實能力。
學生的表達能力只是教育成果退化的面向之一，整體而言，我必須很洩氣地說，台灣學生的思辨能力是一年不如一年了。但這不必然是學生的問題，我們端出的菜色如此偏廢，如何養出健康寶寶？
一、只學「有用」的學問
每個孩子小時候都擁有天馬行空的想像力，對世界萬物帶著無窮的好奇，但是進入教育體系後就被洗腦，只想學（老師覺得、家長覺得、自己覺得）對他們有用的東西，而不能「用」的東西，好像就沒有學習的必要。例如，每隔一段時間就會被搬上檯面爭論一番的文言文教學。
在我一個學理工的人看來，文言文是一種非常厲害的資料壓縮法，其間充滿留白的美感，透過不同的轉譯，可以世世代代傳遞下去。
文言文需要好的老師來教導，但不能因為沒有好的老師就完全否定它的存在價值。這樣的道理，適用於所有「乍看無用」的學問，像是哲學、歷史、藝術、理論科學。一方面，我們罔顧這些學問已經歷千百年的錘鍊，只會自大地認為，我們「乍看無用」的，肯定就是無用；再者，那些學問之所以看似無用，是因為它們與就業市場有隔閡。
「念數學系將來要找什麼工作？」或是「學藝術怎麼能當飯吃？」都是常見的問題。但教育真正的目標是什麼？是教導出有用的人，還是有工作的人呢？
我認為整個社會都在強調「效用」時，反映的是一種短視的價值觀。我現在付出的（學習的），要在短期內有回報（進入好的學校、得到好的工作）。從國、高中課綱與升學考試的緊密鏈結，到大學課程內容需要接受畢業學生就業比例的考驗，各級學校的教育方針都服膺於一套又一套追求效率的標準時，我們怎麼能怪學生們以「那有什麼用」為由，拒學文言文呢？
連我這種經常問女兒問題、給她們刺激的家長，慢慢都發現學校有可怕的「魔力」。我女兒開始會問我：「爸爸，你問我這個要幹嘛？」在她們小時候，這種問題是絕對不會出現的。
我再強調一次，這不是孩子的錯，是我們的社會灌輸了他們這樣的觀念。而從科技業的角度來看，如果不建立美感，不懂得「無用之用，是為大用」，我們將永遠無法脫離代工的命運。
二、不培養無法測量的能力
另外一個常見的問題，是我們的年輕學子愈來愈沒有「志氣」了，或者用美國人的說法，他們變得「no guts」。
才剛聽完老師指定的題目，他們就抱怨「太難了」，沒有接受挑戰的勇氣；面對課業的難題，他們會習慣性地跟老師索求答案，在書本和論文中尋找答案，甚至向不是真正的專家詢問答案。一旦在書本、期刊裡，甚至是網路上找到相近的論文，就希望套進自己的研究中，一舉解決自己的研究問題。
一整個學生世代皆如此，絕對是環境所致。我們的教育太在乎紙筆測驗，其他無法用分數量化、沒有標準答案的能力，因為長期被升學制度忽略，家長及學生也就無心下功夫培養。
諷刺的是，好不容易完成了所有的升學考試，進到大學校園──這個最該讓學生放下「世上所有事都有答案」這種慣性思考的地方──多年來還是用紙筆測驗考核學生的學習，忽略他們的實作技巧或論述邏輯。
這樣的結果，就是凡不能標準化測量的事物，都可能被孩子們冠上一句：「不公平！」的抱怨。
他們抱怨工作分配不公平、教授給分不公平、就業機會不公平。凡是不順心意者，皆可以冠上「不公平」的名號，然後為自己的失敗找到藉口。
這樣的態度，或許也和家長及社會的態度有關。每當制定任何政策時，總是有家長會出來喊「不公平」。例如台灣有許多家長和學生反對開放大學及研究所名額給外籍生，因為他們怕子女們被排擠而進不了更好的大學。
於是台灣人的能力與智慧就在自己的舒適圈中慢慢被消磨殆盡，需要不斷進步的老師安於象牙塔內的現狀；需要創新的高科技公司只想做代工（其實代工還是有其不可忽略的重要性）；需要動手實作的學生卻畏懼動手，多數人都希望一招半式安穩過一生，卻不知道在這個競爭白熱化的地球村時代，關起門來也難逃被別人追趕、超越的命運。
真正的能者不會要求別人給你「公平」，反倒會努力爭取機會，把「公平」分給別人。唯有替別人創造機會，真正的利益才會回到自己身上。
否則，美國為什麼要吸納了全世界優秀的留學生，提供他們獎學金？不就是希望留學生畢業後，讓他們的企業有源源不絕的優秀人才湧入，以造就今日領先全球的態勢。
同樣地，當我們的學子不再認為「公平」與「機會」都是別人理所應然該提供的，而是要與全世界優秀的人才競爭才得以享有，就不會小鼻子、小眼睛地計較眼前的短利，而能因為競爭的激勵發揮出更大的潛能，贏取更高的成就。
三、製造相互排擠的世代
說到競爭，台灣真是一個最矛盾的國家。我們的制度表面上要大家合作，教科書中不是充滿了各種「團結力量大」的故事嗎？然而，骨子裡卻是用競爭讓所有人變得貪心又自私。
小學時用考試成績來區分好、壞學生；中學時用班排名和校排名來建立學生之間的高牆；到大學，則繼續用論文點數來訂定教授的等級；等到進了社會，再依年收入與職銜來區分地位。表面上大家行禮如儀，但檯面下卻為了登上金字塔的頂端，相互排擠。
孔子說：「風行則草偃」；孟子又說：「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我們的孩子在這種表裡不一、雙面性格的環境下有樣學樣，即便知道要合作，卻也因為少有合作的機會，而不知從何做起。
要孩子們既合作又競爭，其實一點都不困難，重點是「與別人合作，與自己競爭」。
我在前面提到過Program the World兒童與少年程式設計教學計畫的晉級考試，題目雖然僅有一題，但因為每次考試都有相當的難度，所以答題時間從一天到四天不等。考試採榮譽制度，嚴禁考生間相互討論。
學生經過這樣長時間的思考，性情會變得比較堅毅，面對難題也不會輕易感到挫折。因為我沒有設定過關的人數，所以學生是和自己競爭，不用打敗別人。這個階段的考試沒有合作的成分，每個人都是一隻孤鳥，必須靠自己的力量穿越烏雲，迎來陽光。
然而，到了下個層級的晉級考試，題目變得更難，往往要好幾個月才可以完成，也不需要一天八個小時都浸淫在問題中。我希望他們每天花些時間去思考，經過實作後，再修正想法，一點一點解決問題。同時，我還依照學生的個性，將他們分組，讓個性和程度不同的人組隊，合力思考同一個問題。
不過，過關考試時卻是個別應答，連題目都有差異。同組內，只要有一個人沒過關，全組都不能過關。所以既要獨善其身，又得兼顧其他組員，目的就是要他們互相幫忙，靠著合作的力量，讓團隊一起提升能力。
當考試過關已經不足以激發他們更高的能力時，我們用專案開發的方式來帶領他們，進一步提高學習的強度，並訓練他們對作品產出品質有所要求。
容我把規模擴大來看。如果台灣教育中的考核制度是這樣設計，以個人成績為碁石，接著建構同儕與團體的表現，整個世代的能力不是就一起提升了嗎？
四、教育不該為教育以外的目的服務
在我看來，奉行資本主義的台灣長期被有錢人綁架。富人想要賺得更多的財富，所以逼迫政府制定一些符合他們利益，把人變成生產工具的政策，讓教育有效率地幫業界培養人才，這使得我們的學科分類很制式、很細瑣。
讓我們將時間軸拉長來看，過去台灣貧窮，我們或許需要建立標準化的生產線，先搶得訂單，讓大家吃飽再說。用哪種方法最容易養就聽話的工人？當然是填鴨式的教育，只要做工，就有飯吃。
那不是制度的錯，只是時空背景已經不同了，原先的制度不再適用了。即使我們願意像印度或中國那樣，接受低價的工資，如今卻是個願意做工，也不見得有訂單的年代。這是時代的趨勢，難道我們要站在洪水面前抵擋洪水嗎？
更何況，回頭想想，為什麼學校要培養業界需要的人才？姑且按下那些訂單究竟富了誰的口袋、賠上了誰的健康，這些不正義的分配不談，教育難道非得與職業掛鉤才是正道？
從杜威以降的教育家不是都強調，教育的目的，就是教育本身嗎？為何我們要用如此不正當的責任定位，矮化教育的神聖性，甚至以「學生就業率」為大學評鑑的項目之一，好像學生找不到工作，就全然是學校的罪過？如果真是這樣，乾脆把學校都變成職業訓練所不就好了嗎？
来源：关键评论 2017/10/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