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日董总与教总（简称董教总）联合发布一篇文告，此平常不过的文告，被视为是对中国“歌功颂德”，甚至有人讽刺此乃“舔共”，结果在面子书留言中掀起千层浪，“愤怒”的标签多于按“赞”。
这篇文告，当然目的是要向中国示好，出发点没有大问题？内文在教育上表达感谢中国提供更多学生在中国大专院校升学的机会，赞助华小和华文独中老师到中国参加在职师资培训及教育考察等。在抵抗疫情上表述马中两国相互支援，赞扬中国捐赠物资，安排医疗专家团队前来我国分享疫情防控经验等。
发文时间点惹议
事实上，文告内容“平铺直叙”，看不出有“政治意涵”，思前想后，看来问题出在时间点上。发文隔两天，正是具争议性的中国六四事件31周年纪念，选在此“敏感”时间难免会引起许多遐想与猜测。到底董教总准备传达什么讯息？
或许董教总在发文时完全没有任何的想法，只是人发我发，不就是一篇不值得大惊小怪的文告，但言者无心，听著有意，作为一个重要有影响力，而且需要依赖广大群众支持的民间组织，面对此遭遇，或感出乎意料。
大量网民对董总面子书的“攻击性”留言，估计是在情感上无法理解作为一个华社教育最高领导机构怎么没有拿捏当前华人对“中国政治形势”的敏感？
无可否认，1989年发生的六四事件是中国永远的“伤痕”，要求平反的言论从没有停止。此事件的是非曲直及中国领导人的功过，历史自有定论。但一些团体或网民，对中国的情感与价值产生混淆，以致出现一方面肯定“民主是好的”，但另一方面却认为中国“不能有民主”。
当然得出这个结论的基础，是看到中国今天的“强大”与“富裕”，因此推论平乱六四事件的激烈手段是“正确”的，甚至断言当年中国如果没有“强硬”镇压，中国就没有今天。在“富裕”的面前，今天香港所发生的一切公民抗命运动，包括雨伞革命、反送中条例、反港版国安法等，都定调为“造反”。
面对港人争取的自由民主，常简单被理解为“反中国”，而非视其为推进中国民主改革的运动。爱国的方式难道只有一条路就是“顺从”、“接纳”、“听命”？中国政府眼中的暴民与港民眼中的暴政会出现两极化，基本就是彼此对民主价值观不同的理解。
中国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无疑也是学生大规模通过示威游行、请愿、罢课、罢工等手段对抗政府，就是到今天中国官方对五四运动是肯定的，但对六四事件则完全否定。这两场运动尽管时空不同，但都是以学生为主体。五四最著名之口号是“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反思及批判华夏传统文化，追随“德先生”（Democracy 民主）和“赛先生”（Science 科学）。
中国情结左右判断
六四事件起因是学生悼念80年代先后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逝世，原本单纯悼念的活动突转向政治诉求，要求政府控制通货膨胀、处理失业问题、解决官员贪腐、政府问责、新闻自由、民主政治与结社自由等，包括要求重新评价胡耀邦的功过是非。
运动其中极重要的一点诉求是：“要求国家领导干部向全国人民公开其本人及家属的实际财产收入，严查官倒，公布详情”，时至今日这点“尖锐诉求”都被中共刻意回避。对民主体制国家，公职人员公布财产，是构建透明国家治理的重要元素，中国大量的贪官，贪污上亿算是平常事，肃贪一直成果不彰，中共从不敢正面回应，令人费解。
马来西亚华人对六四事件有不同的理解，对中国的“情意结”左右了个人的判断，本来这些都可以通过理性辩论厘清立场，无需口出恶言。最近香港的反送中事件，以致于美国发生的种族骚乱事件，都成为华人社会对中国政治事件针锋相对的议题，甚至还有人对美国的种族骚乱事件幸灾乐祸。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没有异议。
但“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关键词却出现严重的分歧。中国“港版国安法”如果完全独立于香港的司法，难道还可以解读为“一国两制”？强权或许可以暂时压制民意，但终不会长久。
中国时任总理朱镕基2002年11月19日曾在香港礼宾府指：“如果香港搞不好，不但你们（港府官员）有责任，我们（北京中央政府）也有责任！”，并强调：“香港回归祖国了，如果在我们手里搞坏了，那我（中央政府）岂不成了民族罪人？”现在香港出现的街头抗议示威，东方之珠的美名被糟蹋，到底是谁之过，是港人自己，还是中国政府？
1987年4月16日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时强调的“让那里（香港）马照跑、舞照跳，保留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回看这句话成了最大的讽刺。事实上也打脸邓小平对香港50年不变的承诺。
董教总发文告对中国的善意，无需太多解读，但数位在华文独中担任校长的友人突然问我，台湾政府对华文教育一路走来的支援与贡献卓著，绝不输中国大陆，现在独中任教的教职员仍以留学台湾者居多，为何就是未见董教总也同时发文感谢台湾政府，我想这或许就是大量网民最大的困惑吧。
来源：东方日报 2020年06月09日
评论: 陈锦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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