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区域，国库为教育投入的资源，从不手软。年度拨给的国家财政预算，逾600亿令吉，相等于每日1.6亿之多。然则，成效微薄，触目惊心。此事说来，与族群没有关系，而是广大家长对反反复复的国家教育体系，心里其实有所保留。
陈淑珊著《吴庆瑞传略》（新加坡：八方，2010）提及这位前新加坡副总理的男孙肯毅，年仅7岁，只在当地的名校南洋小学读了6个月，随之转到伦敦的学校去了。（页161-162）
国际学校学生激增
对岸风景如此，本地亦不例外。细读前电检局一姐的回忆录《我的中文名字是沙莉娜》（My Chinese Name is Salina；吉隆坡：Pelanduk，2018），读者自能知道位高权重的高官显要，早在n年前也这么想了。
孩子渐渐长大，妈妈为公子报读了私立学校，每年学费1万2000令吉。尽管如此，似乎没有想像中好，前思后想，干脆提前送到澳洲的柏斯继续中学八年级的课程了。（页140）
可见，路途的长短，价钱的高低，有时不是问题。自由市场，任君选择。华裔家长为儿女报读学校，也是这样。除了国民学校、国民型学校、华文独中、私立学校，晚近还有学费不菲的国际学校纷纷冒起。
东方日报的报导〈增长直逼独中，国际学校逾半本地生〉透露，当中一间私立小学800令吉、中学1000令吉，国际学校则是小学1400令吉，中学1700令吉。参照平均收入，这个价码，自然不是一般人家可应对。
尽管这样，新闻说：和丽园国际学校业务发展总监张凯翔接受记者专访坦告，不少学生系从华小升上这里，现在平均每月约有70名来自华小的家长来电询问明细。
意识这个方向，大家自可明白，何以眼下国际学校的学生增长一日千里，急速n级跳地激增，至今已有7万1589人之众，与全国大约8万5000名的独中生总数，其实相差不远。仅是柔佛，数目已从2008年的12间增至2018年的32间。
显然的是，小心翼翼地衡量成本和效益，家长知道，怎么投资，才会物有所值。每月学费说是介于800-1700令吉之间，但是，如果算计补习和校外的课程所需，任何学生的消费，相信也接近这个临界点。
何况，国际学校的教学，深得认可。衔接国际社会，投入国际商场，皆有一定的便利。但是，华校体系，似乎还是不愿正视之。不少独中董事甚至仍然认为学费差异悬殊，并未构成各抢学生之局面云云。
此言或是，我们也不能否认，独中董事的公子和千金，不少也在国际学校上课，不少甚至还是自小留洋海外的精英。不但这样，还有董事甚至还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经营国际学校生意的。这个趋势，说明了什么？
独中改革须与时并进
华校和独中的教育，或许曾经辉煌百年；面向人工智能领航的大环境，一切都大不同了。董总组团北欧学习，自可体会。可惜，洋洋洒洒的蓝图，纯属意思意思，所谓改革嘛，恐怕不是玩真的。
家长精明，一边是“过挤”的独中，一边是“国际”的学校，该怎么选，还用说吗？
根据2019年10月媒体报导，实兆远南华独中招生，至今仅有10人报读。此时此刻，董总、教总及独大推动为期两年的“华教新路向”系列，大概只是以卵击石。
犹糟的是，基层的小学，沉痾宿疾，一如既往。但读潘永强主编的《压力下的小学教育：臃肿，功利，集权化》（黑风洞：大将，2019）自能发现：KSSR嘛，“只是形式上落实新课程”（页15）。这样磨蹭拖沓下去，前景如何，也就不言而喻。
本文为“纪念林晃昇逝世18周年”系列文章之一。由董总组稿。文章内容仅为个人观点，不代表董总立场。
东方日报 2020年03月15日 评论: 杨善勇
陈淑珊著《吴庆瑞传略》（新加坡：八方，2010）提及这位前新加坡副总理的男孙肯毅，年仅7岁，只在当地的名校南洋小学读了6个月，随之转到伦敦的学校去了。（页161-162）
国际学校学生激增
对岸风景如此，本地亦不例外。细读前电检局一姐的回忆录《我的中文名字是沙莉娜》（My Chinese Name is Salina；吉隆坡：Pelanduk，2018），读者自能知道位高权重的高官显要，早在n年前也这么想了。
孩子渐渐长大，妈妈为公子报读了私立学校，每年学费1万2000令吉。尽管如此，似乎没有想像中好，前思后想，干脆提前送到澳洲的柏斯继续中学八年级的课程了。（页140）
可见，路途的长短，价钱的高低，有时不是问题。自由市场，任君选择。华裔家长为儿女报读学校，也是这样。除了国民学校、国民型学校、华文独中、私立学校，晚近还有学费不菲的国际学校纷纷冒起。
东方日报的报导〈增长直逼独中，国际学校逾半本地生〉透露，当中一间私立小学800令吉、中学1000令吉，国际学校则是小学1400令吉，中学1700令吉。参照平均收入，这个价码，自然不是一般人家可应对。
尽管这样，新闻说：和丽园国际学校业务发展总监张凯翔接受记者专访坦告，不少学生系从华小升上这里，现在平均每月约有70名来自华小的家长来电询问明细。
意识这个方向，大家自可明白，何以眼下国际学校的学生增长一日千里，急速n级跳地激增，至今已有7万1589人之众，与全国大约8万5000名的独中生总数，其实相差不远。仅是柔佛，数目已从2008年的12间增至2018年的32间。
显然的是，小心翼翼地衡量成本和效益，家长知道，怎么投资，才会物有所值。每月学费说是介于800-1700令吉之间，但是，如果算计补习和校外的课程所需，任何学生的消费，相信也接近这个临界点。
何况，国际学校的教学，深得认可。衔接国际社会，投入国际商场，皆有一定的便利。但是，华校体系，似乎还是不愿正视之。不少独中董事甚至仍然认为学费差异悬殊，并未构成各抢学生之局面云云。
此言或是，我们也不能否认，独中董事的公子和千金，不少也在国际学校上课，不少甚至还是自小留洋海外的精英。不但这样，还有董事甚至还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经营国际学校生意的。这个趋势，说明了什么？
独中改革须与时并进
华校和独中的教育，或许曾经辉煌百年；面向人工智能领航的大环境，一切都大不同了。董总组团北欧学习，自可体会。可惜，洋洋洒洒的蓝图，纯属意思意思，所谓改革嘛，恐怕不是玩真的。
家长精明，一边是“过挤”的独中，一边是“国际”的学校，该怎么选，还用说吗？
根据2019年10月媒体报导，实兆远南华独中招生，至今仅有10人报读。此时此刻，董总、教总及独大推动为期两年的“华教新路向”系列，大概只是以卵击石。
犹糟的是，基层的小学，沉痾宿疾，一如既往。但读潘永强主编的《压力下的小学教育：臃肿，功利，集权化》（黑风洞：大将，2019）自能发现：KSSR嘛，“只是形式上落实新课程”（页15）。这样磨蹭拖沓下去，前景如何，也就不言而喻。
本文为“纪念林晃昇逝世18周年”系列文章之一。由董总组稿。文章内容仅为个人观点，不代表董总立场。
东方日报 2020年03月15日 评论: 杨善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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