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正题之前，由于下来会引用孔恩的典范理论，在这里先简单介绍这个理论。孔恩在1962年发表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针对科学发展历程，提出了他的典范理论。其后，普遍被引用到其他学科领域，包括人文、社会科学，而广为人知。
所谓的典范是科学家从事科学活动的“最高指导原则”，一方面指导科学家进行解谜活动，另一方面也限制了科学家解谜的范围。而这种限制，在积极面来说可以促使科学在一定范围内取得成就。但在消极面来说也使科学的发展局限于狭小的范围内，长远来说反而不利于科学的发展。
所以，随着科学不断往前发展，会逐渐发现原有典范解决不了一些难题。这些难题就构成旧典范的“异例”。随着异例日益增多，旧的典范越来越应付不了，从而陷入危机之中。
在孔恩看来，就算陷入危机中，科学家还是趋向于保留旧的典范，但危机迫使旧的典范需要加以改造而发生各种变形，于是，出现各种各样相互冲突的解释。这时，科学革命的时机就到来了。最后，新的典范取代了旧的典范。整个过程可以概述为：多典范竞争、典范确立、陷入危机、多典范竞争、典范转移、新典范确立，周而复始。
借鉴孔恩的理论来观察华教的发展，也确实存有类似的现象。从华教发展史来看，华教的主流论述可以独中复兴运动为标志而分成两大时期，即独中复兴运动之前和之后。之前可以林连玉为代表性人物，之后则以林晃升为代表性人物。
今天所谓华教新论述之新是相对林晃升时期所建构起来的华教主流论述而言，所以，本文就以林晃升时期华教主流论述为讨论的起点（以下概称“主流论述”）。
华教的主流论述是以《独中建议书》为理论的基础，其中的四大使命和六大方针，即一般所谓的“董教总办学路线”，便是华教的最高指导原则。正如前述，典范是有限制范围的作用。华教主流论述也有同样的作用，它定义了华教的界限，界限以外的就不属于华教事务，界限以内的才是华教事务。
其中，在中学阶段，所谓的华教就是独中，独中就是华教，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概念。所以，独中以外的问题，一概不是华教问题。
中国学界也深受主流论述的影响，讨论马来西亚华文教育时，就只剩下华小和独中。国民型中学和国民中学华文班基本上就不在他们的视野内，特别是1962年之后的马来西亚华教育发展史。
这种限制确实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让独中在全体华社的关注及全力支持下，得以摆脱生存的危机，而茁壮成长起来。而其消极作用在近十来年，特别是华教内战之后，也越来越明显。举其大者有下列5点。
1. 统考是否开放。第一届独中统考，除应届毕业生外，也开放给其他源流学校的学生以私人考生身分参加，所以，第一届考生比第二届多很多。之所以开放，据说是怕考生人数不足，影响统考举办。所谓万事起头难，在这之后，从第二届开始就不开放了。可是，随着统考的价值日益提升，开始出现开放的呼声。
1993年，时任教育部副部长冯镇安就呼吁董教总应开放统考，一时之间成为华社舆论的焦点。在主流论述的观点下，统考是为独中生的出路而设，因此，董教总的立场当然是不开放。不过，这种观点对内讲得通，对外却显得不够理直气壮。
所以，对外说辞是另外一套，即独中统考文凭先受政府承认才会接受非独中生参加，并促请冯镇安以个人影响力，配合华基政党向政府争取承认独中统考文凭云云。以当时政局而论，承认统考根本是天方夜谭，弦外之音就是不开放。其后，不时会有开放统考之议，但董教总就是一直重申先承认后开放的立场。
2. 关中事件。“关中是不是独中”和“关中可否考统考”，根本就是两个独立的问题，可以分开来处理。但在华教主流论述的观点下，“关中是不是独中”就成为“关中可否考统考”的前提。
于是，赞成者就认为关中是独中，可以考统考，其理据是关中走董教总办学路线，当然是独中。反之，反对者就认为不是，其理据是以批文为准。不管如何，这两者都是主流论述下的思维模式，即“是不是独中”是关键问题。
还有一种看法，是把关中视为“异例”，当成特殊情况下的特别处理，即关中不是独中，却允许考统考，但仅限关中，下不为例。这种“仅限关中”的看法仍然是主流论述下的思维模式，只是多了一些弹性。
3. 独中内部办学路线。话说有一年在砂拉越某地的一所独中，登了一则广告，曰：“国中有的，我们通通都有；我们有的，国中未必有”。了解内情者都知道这则广告是针对当地一所著名的国民型中学。该所中学也不甘示弱，也登了一则广告，曰：“我们是一所比某所独中更像独中的国中”。
正如前述，如以是否走董教总办学路线来判定一所学校是否是独中，那现存的有些独中可以说是“非独中”。当然，如果采取这种逻辑，独中就会少掉好几所，这就大不妙了。再进一步推敲，既然是“非独中”，那还可以考统考吗？
其实，独中办学路线争议是一个存在甚久的问题。具体而言，集中反映在三个问题上：
一、双轨制（现在又出现了三轨制、四轨制）；
二、数理英化；
三、统一统考的考试媒介语。
对前两者，一般对华教工作者而言都耳熟能详，而第三点则请参阅李华联的文章（注），这里就不复述了。
基本上，统一统考的媒介语之议题是告一段落，但双轨制和数理英化的争议，却始终没有定论。不过，由于董总不是权力机构，而各校有办学自主权，就只好存而不论，各自相安无事。
4.华小非华裔生。华小的问题当然是华教问题，但华小非华裔生却好像不是华教问题，那到底是或不是？正如前述，典范是要有指导的作用，但对这个议题，主流论述却起不了任何指导作用。在早期，华小非华裔生的人数非常少，可以视而不见、存而不论。但到了今天，华小非华裔生人数日益增多，占了10%左右，不可忽视。
至少对教学现场的教师而言，就是必须处理的问题。但到目前为止的观察，显然对这个现象仍然维持过往的态度。或许要到这个百分比上升到20%或更高时，才会列为必须正视的事务。
5.教育研究。有一年的华研双年会上，有位台湾师大硕士生发表了一篇论文：《我也来自华小：沙巴州华小非华族生研究初探》。我深感兴趣，于是与之交谈。据悉，董教总似乎不太支持类似的研究，对此也不表兴趣。
对一些主流论述的信徒而言，所谓的研究只不过是对主流论述的重新包装，不管是采用人权还是跨族群抑或其他的理论，但对主流论述就是不能有任可置疑，否则就“大逆不道”。
但研究精神的第一要义就是疑，不疑如何研究。再进一步而言，没有跳出主流论述界限以外的新研究及新发现，怎可能产生有扎实理论基础的华教新论述？
以上五点，前三点各别去看，都是在主流论述里能够处理的问题，但放在一起，就会出现内在逻辑的不一致，难以梳理。
第4点根本就是主流论述界限以外的“异例”。而第5点则是一个心态问题，也是一个组织文化的问题，即开放抑或是封闭。
综合上述，不管是基于内在逻辑的不一致，还是异例日益增多难以诠释，华教新论述的建构是有其内在的必要性。
注：李华联。“统考试卷媒介语文的演变──兼记80年代媒介语文的争论”，收录于《董总50年特刊：1954-2004》，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总会（董总），2004：0447-0448。
文章来源 ：
星洲日报 言路 2019-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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