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3月31日星期日

胡適寄語青年:不能太消極,也不可太功利

〈少年中國之精神〉


胡適願中國青年,都有批評的精神、冒險進取的精神、社會協作的精神。(胡適紀念館)




現在中國有幾種人生觀都是「少年中國」的仇敵:

第一種是醉生夢死的無意識生活,固然不消說了;

第二種是退縮的人生觀,如靜坐會的人,如坐禪學佛的人,都只是消極的縮頭主義。這些人沒有生活的膽子,不敢冒險,只求平安,所以變成一班退縮懦夫;

第三種是野心的投機主義,這種人雖不退縮,但為完全自己的私利起見,所以他們不惜利用他人,作他們自己的器具,不惜犧牲別人的人格和自己的人格,來滿足自己的野心;到了緊要關頭,不惜作偽,不惜作惡,不顧社會的公共幸福,以求達他們自己的目的。

這三種人生觀都是我們該反對的。




少年中國的人生觀要素


少年中國的人生觀,依我個人看來,該有下列的幾種要素:

第一,須有批評的精神。

一切習慣、風俗、制度的改良,都起於一點批評的眼光。個人的行為和社會的習俗,都最容易陷入機械的習慣,到了「機械的習慣」的時代,樣樣事都不知不覺的做去,全不理會何以要這樣做,只曉得人家都這樣做故我也這樣做,這樣的個人便成了無意識的兩腳機器,這樣的社會便成了無生氣的守舊社會,我們如果發願要造成少年的中國,第一步便須有一種批評的精神;批評的精神不是別的,就是隨時隨地都要問我為什麼要這樣做?為什麼不那樣做?

第二,須有冒險進取的精神。

我們須要認定這個世界是很多危險的,定不太平的,是需要冒險的;世界的缺點很多,是要我們來補救的;世界的痛苦很多,是要我們來減少的;世界的危險很多,是要我們來冒險進取的。俗話說得好:「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我們要做一個人,豈可貪圖自在;我們要想造一個「少年的中國」,豈可不冒險;這個世界是給我們活動的大舞台,我們既上了台,便應該老着面皮,拚着頭皮,大着膽子,動起來;那些縮進後台去靜坐的人都是懦夫,那些袖着雙手只會看戲的人,也都是懦夫;這個世界豈是給我們靜坐旁觀的嗎?那些厭惡這個世界,夢想超生別的世界的人,更是懦夫,不用說了。





第三,須要有社會協進的觀念。

上條所說的冒險進取,並不是野心的,自私自利的;我們既認定這個世界是給我們活動的,又須認定人類的生活全是社會的生活,社會是有機的組織,全體影響個人,個人影響全體,社會的活動是互助的,你靠他幫忙,他靠你幫忙,我又靠你同他幫忙,你同他又靠我幫忙;你少說了一句話,我或者不是我現在的樣子,我多盡了一分力,你或者也不是你現在這個樣子,我和你多盡了一分力,或少做了一點事,社會的全體也許不是現在這個樣子,這便是社會協進的觀念。

有這個觀念,我們自然把人人都看作同力合作的伴侶,自然會尊重人人的人格了;有這個觀念,我們自然覺得我們的一舉一動都和社會有關,自然不肯為社會造惡因,自然要努力為社會種善果,自然不致變成自私自利的野心投機家了。

少年的中國,中國的少年,不可不時時刻刻保存這種批評的、冒險進取的、社會的人生觀。
如今我們回來了,你們看便不同了!




少年中國的精神並不是別的,就是上文所說的邏輯和人生觀;我且說一件故事做我這番談話的結論。

諸君讀過英國史的,一定知道英國前世紀有一種宗教革新的運動,歷史上稱為「牛津運動」(Oxford Movement),這種運動的幾個領袖如基布爾(Keble)、紐曼(Newman)、福魯德(Froude)諸人,痛恨英國國教的腐敗,想大大的改革一番;這個運動未起事之先,這幾位領袖做了一些宗教性的詩歌寫在一個冊子上,紐曼摘了一句荷馬的詩題在冊子上,那句詩是:

You shall see the difference now that we are back again !


翻譯出來即是「如今我們回來了,你們看便不同了!」

基布爾為英國神職人員。他發起的牛津運動,通過復興羅馬天主教來重振英國國教。(Wikipedia Commons)






少年的中國,中國的少年,我們也該時時刻刻記着這句話:

如今我們回來了,你們看便不同了!


這便是少年中國的精神。



此文原題為〈少年中國之精神〉,北京大學校長的胡適先生1919年在少年中國學會上對中國青年的寄語。那一年,胡適自己也不過才28歲。胡適是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之一,曾擔任國立北京大學校長、中央研究院院長等職。著作有《中國哲學史大綱》、《白話文學史》等。

來源:《灼見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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