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卷如開芝麻門
「人生識字憂患始，姓名麤記可以休。」項羽這種英雄人物，當然不喜歡讀書。劉邦也不喜歡讀書，甚至也不喜歡讀書人。不過劉邦會用讀書人，項羽有范增而不會用，漢勝楚敗，這也是一個原因。蘇軾這兩句詩倒也不盡是戲言，因為一個人把書讀認真了，就忍不住要說真話，而說真話常有嚴重的後果。這一點，坐牢貶官的蘇軾當然深有體會。而在社會主義的新社會裏，一個人甚至不必舞文弄墨說什麼真話，就憑他讀過幾本書的「成分」，已經憂患無窮了。 （注：麤 ，粗）
這種「讀書有罪」的意識加於讀書人的身分壓力，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裏，也感覺得到。海外的知識分子裏，也有一些人只因自己讀過幾本書而忸怩不安，甚至感到罪孽深重。為了減輕心頭的壓力，他們儘量低抑自己知識分子的形象，或者搬弄幾個十九世紀的老名詞來貶低其他的知識分子，以示彼此有別。
其實在目前的社會，知識分子與非知識分子之間，早已愈來愈難「劃清界限」。義務教育愈來愈普及，大眾媒介也多少在推行社會教育，而各行各業的在職訓練也不失為一種專才教育，所以在年輕人裏要找絕對的非知識分子，已經很難了。且舉一例，每年我回臺北，都覺得計程車司機的知識水準在逐漸提高。從駱駝祥子到三輪車夫，從三輪車夫到今日的計程車司機，這一行在這一方面顯然頗有變化。其他行業，或多或少，也莫不如此。中國大陸，從以前的批鬥學者、紅而不專、焚書鎖書、白卷主義，到目前的鼓吹尊重知識分子，要幹部學文化，要人民學禮貌，要學者出國深造等等，也都顯示了反知主義的重大錯誤。到今天，我們都應該承認，無論在什麼社會，要是把讀過書的人劃為一個特殊的階級，使它和其他的人對立起來，甚至加以羞辱、壓抑，絕非健康之舉。
讀書其實只是交友的延長。我們交友，只能以時人為對象，而且朋友的數量畢竟有限。但是靠了書籍，我們可以廣交異時和異地的朋友；要說擇友，那就更自由了。一個人的經驗當然以親身得來的最為真切可靠，可是直接的經驗畢竟有限。讀書，正是吸收間接的經驗。生活至上論者說讀書是逃避現實，其實讀書是擴大現實，擴大我們的精神世界。就算是我們的親身經驗，也不妨多聽聽別人對相似的經驗有什麼看法，以資印證。相反地，我認為不讀書的人才逃避現實，因為他只生活在一種空間。英國文豪約翰生說：「寫作的唯一目的，是幫助讀者更能享受或忍受人生。」倒過來說，讀書的目的也在加強對人生的享受，如果你得意；或是對人生的忍受，如果你失意。
在知識爆炸的現代，書，是絕對讀不完的，如果讀書不得其法，則一味多讀也並無意義。古人矜博，常說什麼「於學無所不窺」，什麼「一物不知，君子之恥」。西方在文藝復興的時代，也多通人，即所謂Renaissance Man。十六世紀末年，培根在給伯利勳爵的信中竟說：「天下學問皆吾本份。」現代的學者，誰敢講這種話呢？學問的專業化與日俱進，書愈出愈多，知識愈積愈厚，所以愈到後代，愈不容易做學問世界的亞歷山大了。
不過，知識爆炸不一定就是智慧增高。我相信，今人的知識一定勝過古人，但智慧則未必。新知識往往比舊知識豐富、正確，但是真正的智慧卻難分新舊。知識，只要收到就行了。智慧卻需要再三玩味，反覆咀嚼，不斷印證。如果一本書愈讀愈有味，而所獲也愈豐，大概就是智慧之書了。據說「天路歷程」的作者班揚，生平只熟讀一部書：聖經。米爾頓是基督教的大詩人，當然也熟讀聖經，不過他更博覽群書。其結果，班揚的成就也不比米爾頓遜色多少。真能善讀一本智慧之書的讀者，離真理總不會太遠，無論知識怎麼爆炸，也會得魚忘筌的吧。
叔本華說：「只要是重要的書，就應該立刻再讀一遍。」他所謂的重要的書，正是我所謂的智慧之書。要考驗一本書是否不朽，最可靠的試金石當然是時間。古人的經典之作已經有
時間為我們鑑定過了；今人的呢，可以看看是否經得起一讀再讀。一切創作之中，最耐讀的恐怕是詩了。就我而言，「峨眉山月半輪秋」和「岐王宅裏尋常見」，我讀了幾十年，幾百遍了，卻並未讀厭；所以趙翼的話「至今已覺不新鮮」，是說錯了。其次，散文、小說、戲劇、甚至各種知性文章等等，只要是傑作，自然也都耐讀。奇怪的是，詩最短，應該一覽無遺，卻時常一覽不盡。相反地，卷帙浩繁，令人讀來廢寢忘餐的許多偵探故事和武俠小說，往往不能引人看第二遍。凡以情節取勝的作品，真象大白之後也就完了。真正好的小說，很少依賴情節。詩最少情節，就連敘事詩的情節，也比小說稀薄，所以詩最耐讀。
朱光潛說他拿到一本新書，往往先翻一兩頁，如果發現文字不好，就不讀下去了。我要買書時，也是如此。這種態度，不能斥為形式主義，因為一個人必須想得清楚，才能寫得清楚；反之，文字夾雜不清的人，思想一定也混亂。所以文字不好的書，不讀也罷。有人立刻會說，文字清楚的書，也有一些淺薄得不值一讀。當然不錯，可是文字既然清楚，淺薄的內容也就一目了然，無可久遁。倒是偶爾有一些書，文字雖然不夠清楚，
內容卻有其份量，未可一概抹殺。某些哲學家之言便是如此。不過這樣的哲學家，我也只能稱為有份量的哲學家，無法稱為清晰動人的作家。如果有一位哲學家的哲學與唐君毅的相當或相近，而文字卻比較清暢，我寧可讀他的書，不讀唐書。一位作家如果在文字表達上不為讀者著想，那就有一點「目無讀者」，也就不能怪讀者可能「目無作家」了。朱光潛的試金法，頗有道理。
凡是值得讀的智慧之書，都值得精讀，而且再三誦讀。古人所謂的「一目十行」，只是修辭上的誇張。「一目十行」只有兩種情形：一是那本書不值得讀，二是那個人不會讀書。精讀一本書或一篇作品，也有兩種情形。一是主動精讀，那當然自由得很。二是被迫精讀，那就是以該書或該文為評論、翻譯或教課的對象。要把一本書論好、譯好、教好，怎能不加精讀？所以評論家（包括編者、選家、註家）、翻譯家、教師等等都是很特殊的讀者，被迫的精讀者。這種讀者一方面為勢所迫，只許讀通，不許讀錯，一方面較有專業訓練，當然讀得更精。經得起這批特殊讀者再三精讀的書，想必是佳作。經得起他們讀上幾十年幾百年的書，一定成為經典了。普通的讀者呢，當然也有他們的影響力，但是往往接受特殊讀者的「意見領導」。
世界上的書太多了，就算是智慧之書也讀不完，何況愈到後代，書的累積也愈大。一個人沒有讀過的書永遠多於讀過的書，淺嘗之作也一定多於精讀之作。不要說陌生人寫的書了，就連自己朋友寫的書，也沒有辦法看完，不是不想看完，而是根本沒有時間，何況歷代還有那麼多的好書，早就該看而一直沒看的，正帶著責備的眼色等你去看？對許多人說來，永遠只有很少的書曾經精讀，頗多的書曾經略讀，更多的書只是道聽塗說，而絕大多數的書根本沒聽說過。
略讀的書單獨看來似乎沒有多大益處，但一加起來就不同了。限於時間和機緣，許許多多的好書只能略加翻閱，不能深交。不過這種點頭之交十分重要，因為一旦需要深交，你知道該去那裏找他。很多深交都是這麼從初交變成的。略讀之網撒得愈廣愈好。真正會讀書的人，一定深諳略讀之道，即使面對千百好書，也知道遠近緩急之分。要點在於：妄人常把略讀當成深交，智者才知道那不過是點頭淺笑。有些書不但不宜精讀，且亦不必略讀，只能備讀，例如字典。據說有人讀過「大英百科全書」；這簡直是以網汲水，除了迂闊之外，不知道還能證明什麼？
有些人略讀，作為精讀的妥協，許多大學者也不免如此。有些人只會略讀，因為他們沒有精讀的訓練或毅力。更有些人略讀，甚至掠讀，只為了附庸風雅。這種態度當然會產生弊端，常被識者所笑。我倒覺得附庸風雅也不全是壞事，因為有人爭附風雅，正顯得風雅當道，風雅有「善勢力」，逼得一般人都來攀附，未必心服，卻至少口服。換了是野蠻當道，野蠻擁有惡勢力，如文革時期，大家燒書丟書都來不及，還有誰敢附庸風雅呢？
附庸風雅的人多半是後知後覺，半知半覺，甚或是不知不覺，但是他們不去學野蠻，卻來學風雅，也總算見賢思齊，有心向善，未可厚非。有人附庸風雅，才有人來買書，有人買書，風雅才能風雅下去。據我看來，附庸風雅的人不去圖書館借書，只去書店買書。新書買來了，握在手裏，提在口頭，陳於架上，才有文化氣息。書香，也不能不靠銅臭。
當然，買書的人並非都在附庸風雅。文化要發達，書業要旺盛，實質上要靠前述的那一小撮核心分子的特殊讀者來推波助瀾。一般讀者正是那波瀾，至於附庸風雅的人，就是波瀾激起的浪花，更顯得波瀾之壯闊多姿。大致說來，有錢人不想買書，就算「買點文化」來做客廳風景，也是適可而止。反過來呢，愛書的人往往買不起文化，至少不能放手暢買，到精神的奢侈得以饜足的程度。
亞歷山大恨世界太小，更無餘地可以征服，牛頓卻歎學海太大，只能在岸邊拾貝。書海，也就是學海了。逛大書店，對華美豪貴的精裝巨書手撫目迷，「意淫」一番，充其量只像加州的少年在灘邊踏板衝浪罷了，至於海，是帶不回家的。我在香港，每個月大概只買三百元左右的書刊，所收臺港兩地的贈書恐怕也值三百元。這樣子的買文化，只能給我「過屠門而磨牙」的感覺，連小康也沾不上，遑論豪奢？要我放手暢買的話，十萬元也不嫌多。
看書要舒服，當然要買硬封面的精裝本，但價格也就高出許多。軟封面的平裝木，尤其是膠背的一種，反彈力強得惱人，攤看的時候總要用手去鎮壓。遇到翻譯或寫評時需要眾書並陳，那就不知要動員多少東西來鎮取這一批不馴之徒。檯燈、墨水瓶、放大鏡、各種各樣的字典和參考書，一時紛然雜陳，爭據桌面，真是牽一髮而動全身。這時，真恨不得我的書桌大得像一張乓乒球桌，或是其形如扇，而我坐在扇柄的焦點。我曾在倫敦的卡萊爾故居，見到文豪生前常用的一張扶手椅，左邊的扶手上裝著一具閱讀架，可以把翻開的書本斜倚在架上，架子本身也可作九十度的推移，椅前還有一只厚墊可以擱腳。不過，這只能讓人安坐久讀，卻不便寫作時並覽眾書。
有時新買了一部漂亮的貴書回來，得意摩挲之餘，不免也有一點犯罪感，好像是又娶了一個妾，不但對不起原有的滿架藏書，也有點對不起太太。書房裏一架架的藏書，有許多本我非但不曾精讀，甚至略讀也說不上，辜負了眾美，卻又帶了一位回來，豈不成了阿剌伯的油王？至於太太呢，她也有自己的嗜好呀，例如玉器，卻捨不得多買。要是她也不時這麼放縱一下，又怎麼辦呢？而我，前幾天不是才買過一批書嗎，怎麼又要買了？我的理由，例如文化投資，研究必備等等，當然都光明正大。幸好太太也不是未開發的頭腦，每次見我牽了新歡進門，最多縱容地輕歎一聲，也就姑息下去了。其實對我自己說來，不斷買書，雖然可以不斷滿足佔有慾而樂在其中，但是煩惱也在其中。為學問著想，我看過的書太少；為眼睛著想，我看過的書又太多了。這矛盾始終難解，太太又不斷恫嚇我說，再這麼鷺鷥一般彎頸垂頭在書頁的田埂之上，要防頸骨惡化，脊骨退化，並舉幾個朋友做反面教材。
除了這些威脅的陰影之外，最大的問題是書的收藏。每個讀書人的藏書，都是用時不夠，藏時嫌多。我在臺北的藏書原有兩千多冊，去港九年蒐集的書也有一千多冊了，不但把辦公室和書房堆得滿坑滿谷，與人爭地，而且採行擴充主義，一路侵入客廳、飯廳、臥室、洗衣間，只見東一堆，西一疊，各佔山頭，有進無退，生存的空間飽受威脅。另一現象，是不要的書永遠在肘邊，要找的呢，就忽然神祕失蹤，到你不要時又自動出現。我對太太說，總有一天我們車尾的行李箱也要用來充書庫了。問題是，這幾千本書目前雖可用「雙城記」分藏在臺北和香港，將來我遷回臺北，這「兩地書」卻該怎麼合併？
然而書這東西，寧願它多得成災，也不願它少得寂寞。從封面到封底，從序到跋，從扉頁的憧憬到版權的現實，書的天地之大，絕不止於什麼黃金屋和顏如玉。那美麗的扉頁一開，真有「芝麻開門」的神祕誘惑，招無數心靈進去探寶。古人為了一本借來的書限期到了，要在雪地裏長途跋涉去還給原主。在書荒的抗戰時代，我也曾為了喜歡一本借來的天文學入門，在搖曳如夢的桐油燈下逐夜抄錄。就在那時，陸蠡為了追討日本兵沒收去的書籍，而受刑致死。在書劫的文革時期，除了那本紅小書隨風飛揚如楓林之外，一切封資修的毒草害書，不是抄走，便是鎖起，或者被焚於比秦火更烈的火裏。無數的讀書人都訣別了心愛的藏書，可驚的是，連帝俄的作家都難逃大劫。請看四川詩人流沙河的「焚書」吧：
留你留不得，
藏你藏不住。
今宵送你進火爐，
永別了，
契訶夫！
夾鼻眼鏡山羊鬍，
你在笑，我在哭。
灰飛煙滅光明盡，
永別了，
契訶夫！
一九八三年六月於廈門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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