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节骨点正好让马来西亚人重新思考，我们到底该以什么角度编写历史叙述。值得历史研究和文本编写者思考的一个切入点也许是由下至上历史观叙述历史。这也正好可以为各民族的历史提供一个方案。
笔者认为不但非土著的历史被淡化， 反之，就连大马的马来文明的历史观部分，关于解构和重构的历史观也同样付之阙如。我们的历史课本和诠释历史过于强调所谓的考证和数据， 并且认为这是理性的编写历史的作法。这里不是要否认证据的重要性， 只是所谓的“证据”必须有着更加广义的诠释。 所谓的考古文物不足够去探讨口述传统为历史事实。 例如，马来群岛文明有着丰富的诗和歌谣的传统。其实诗歌和故事的诗意里头嵌入了一个社会群体的集体记忆和价值观， 文明的印迹和证据再清楚不过。
诠释马来文明,其实还有一个值得借鉴的历史观。 年鉴学派 (The Annales School) 历史观专注于经济， 地理， 文化和社会制度如何在长时间 （longue duree）的框架影响文明史的变化与产生进行历史叙述。 如果把年鉴学派的历史叙述安置于我国的历史上， 我们就可以发现， 马来文明史可以从海运国和海洋文化的角度审视： 例如， 古代台湾岛附近的琉球王国与马六甲王国其实都是海上贸易的集结点之一。这些海运国的文化交流， 贸易都是盘绕交错的。 海上贸易史里头的交通贸易关系其实是无法被分开和切割的。 偏偏马来西亚正好缺少这样的史学框架和叙述。
同样的，大马半岛个别族群部分人士目前还在争辩谁最先开发吉隆坡的内耗论战。 或许我们得把甲必丹叶亚莱和马来群岛的曼代林人的首领苏丹蒲阿萨 （Sutan Puasa）在半殖民半封建经济制度， 如何开发吉隆坡为历史诠释和叙述书写历史。结果马来半岛19世纪马来封建统治精英， 英殖民政府， 和华人秘密结社的经济结合体由此而生。
除了历史观，对历史进行去殖民化 （decolonization）也是我国务必思考的重要事项。作为一个曾经被欧洲数国殖民的马来西亚，我们也必须剔除殖民主义。例如， 以槟榔屿 （槟城）历史为例子，有证据说明，莱特船长的历史表征，其实不切实际的被放大。 其中一个原因，也许是独立建国初期， 固有关于莱特船长的英文书信保留相对完好， 这些书信被理所当然的接纳，系统的成为历史书写的一部分。于此有关的是, 莱特船长的爪夷文手稿目前在如火如荼的被理科大学的拿督阿末慕勒马力肯教授积极研究中。
直到今天，长期熏陶于教育和官方的历史诠释，自然而然一些人就理所当然的接纳槟城作为一个和莱特船长牢牢绑在一起的州属。 而我们在历史叙述中遗忘掉的事情是槟城的历史起源于吉打王国的一部分。所以， 历史的书写和保存档案与旧文献其实是权力的表现。另外， 现在的历史读本必须谨慎处理太过马来“西”亚的观点。东马的历史元素也应该得到重视。
史观对历史去殖民化的部分相当重要，但不是全部殖民现代化 （Colonial Modernization）都是带上负面色彩。 宗主国在十九世纪末就有了开辟瑞天咸港 (巴生港) 的念头。 至今我国的深水码头和船运可以说是百年大业。 依据目前世界航运理事会的记载， 我国在世界50大深水码头的排名为第11名。
保守势力在网上对教育部设立的历史课本编委会的成立进行了类似保守和带有极端民族主义色彩的反扑。这种保守的论述也延伸至抨击独中历史课本的内容。 并且认为独中的历史不够 “马来西亚”，而且过于偏重于东亚历史。
令人疑惑而质疑的是，保守分子可曾读过独中的课本? 或保守分子耍嘴皮子指责独中课本不符国情的背后真正的目的其实是要捞取自身保守政治资本的论述而已。置身于这种情况, 掌握某种史学观方能抵挡保守分子极端民族主义论述。当然各方（这也包括保守分子）应该好好读通独中的历史课本, 再作讨论，互相对话。
生活于多元族群和多元宗教社会，我们寄望熟悉历史的智库分析员， 公共知识分子，跨政府文教部打先锋，翻译国语英文副本带到讨论圆桌以便不断的对话。至关重要的是，抵抗保守分子恶言标签专业人士和历史爱好者为历史修正主义者或删改者的最好方式，便是以历史观认识马来西亚历史。
作者 ： 郑毅昌
文章来源 ： 星洲日报 2019-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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